近期，由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和华夏酒报社联合举办的“重新出发　影响世界”、“寻迹1915”大型采访记者团走进山西杏花村白酒集团有限公司，寻根一杯白酒能够在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甲等大奖章的企业传承。
白酒之名久远飘
梦回1915年之际，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经得起考证的历史：根据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筹备事务局局长兼监督陈琪编著《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所记载，中国酒业共有5种酒类产品获得1915年巴拿马赛会最高荣誉的甲等大奖章，它们分别是山西（官厅）选送的高粱白酒、直隶（官厅）选送的高粱酒、河南（官厅）选送的高粱酒和山东张裕酿酒公司的各种酒。

    　作为中国白酒行业唯一具有明确获奖品牌记载的甲等大奖章拥有者，山西白酒是依靠什么样的历史基础、文化背书和品质支撑，登上100年前中国民族工业的国际化元年的最高峰？
       　物华天宝的山西大地上，流淌着一条汾河，汾河又称汾水。汾水之阴即为汾阳城。汾阳城东北有一个村子叫杏花村镇东堡村，村民善酿，远近闻名，又被称为“杏花村”。
    　杏花村是塞北江南，百亩杏林盛开时，花香尤为沁人肺腑，十里扑鼻可闻。杏花春雨之际，有人就给记者讲起了1500年前的杏花村，当时这里有酒坊70多家、烧锅难记其数，时人记载“味彻中边蜜样甜，瓮头青更色香兼。长街恰副登瀛数，处处街头揭翠帘。”
    　这就是白酒。白酒与山西共生共存，是华夏文明、黄河文明、晋商文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一杯清香的白酒，历经千年，传之近代，最终成为中国白酒界的翘楚，久远飘香。
    　它诞生于汾阳杏花村，其最早的起源可追溯到从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代，至今已有6000多年。白酒诞生后，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和魏晋，共4500多年中国酒文化的哺育，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西周，西周富足的农业经济和发达的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西周礼乐文明，对西周时期的酿酒、饮酒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促进了中国酒和杏花村酒的大转折。
    　至南北朝时期，白酒终于以“汾清”酒而赫然成名于世，并被载入《二十四史》之一的《北齐书》。据《北齐书》卷十一载：“初，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将诛杨谙等，孝瑜矛其谋。乃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
    　1500年前，北齐武成帝的极力推崇白酒，以“亲爱”之举推荐给宠臣，足见白酒所受恩宠之甚。而被载入《二十四史》，这成为正史中关于白酒最重要的文字记载。而纵观中国名酒发展史，千年以来也惟有白酒能在如此权威记载中留名。
    　到了唐朝，山西杏花村的酿酒作坊已多达70多家。诗人李白喝过白酒之后赞美说：“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晚唐时期，杜牧于春天由并州南返，路过汾州杏花村，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从此，诗酒相随，酒以诗传，诗颂酒名，使得杏花村名满天下，也使白酒再次史上成名。
    　清朝乾隆年间，白酒已是宫廷贡酒，以至于乾隆皇帝只喝白酒。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两份奏折。其一是乾隆二年八月初五日，《甘肃巡抚德沛为陈烧酒毋庸严禁以免国法纷纭事奏折》记载：“至通行市卖之酒，俱来自山西，名曰白酒。因来路甚遥，价亦昂贵。惟饶裕之家，始能沽饮；其蓬户小民，虽欲饮而力不胜也。”
    　其二是在乾隆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护理山西巡抚严瑞龙为报地方查禁酒曲及得雪情形奏折》所记载：“第查晋省烧锅，惟汾州府属为最，四远驰名，所谓白酒是也。”
    　明清时期，白酒虽然鼎盛，但仍以家庭小作坊的生产为主。1875年，汾阳县南垣寨绅士王协舒在杏花村东堡卢家街独资开办了宝泉益酒坊，后由杨得龄先生开启的义泉涌，更是开启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近代白酒工业的序幕，成就了白酒的民国霸业。
承晋商精神一脉
    　除了深厚历史传承，白酒发展也承继了晋商精神一脉。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中国大历史》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
    　可见，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进程都有着重要影响。白酒诞生在自身所属的土地上，它的发展脉络受山西文化的影响，是我国晋商文化的集大成者。
    　被唐代柳宗元称为“表里山河”的山西，至今仍处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从夏商周一直到元明清，与黄河同源，承晋商一脉，它基本上都处于每一个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的繁荣区域。
    　山西晋商汇通天下，享誉中外。晋商在明清时期曾称雄商界500年，商路畅达。而汾州的酒商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源远流长的白酒文化与晋商文化、黄河文化一脉相承，创造了中外商业史上罕见的辉煌。   
    　遍布全国、实力强大的晋商精神和大力推广，是成就白酒在1915年登上中国民族工业国际化元年巅峰的一种文化力量，晋商与白酒共同演绎了辉煌灿烂的商酒文化。
    　明朝初年，官府废除了酒类专卖，实行征税制，推动了酿酒业的发展。随着晋商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他们把白酒制作工艺带到全国各地。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酿造的酒，都少不了一个“汾”字。
    　据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钱文忠考证，明朝初年，白酒开始向全国传播。在明政府移民屯田政策的鼓舞下，近百万山西人踏上移民之路。大批山西酿酒技师也跟随着移民队伍，分布到全国18个省，白酒酿造技艺由此在全国广为传播。由于所到之地原料、气候条件不一，没有地缸，智慧的山西酿酒师傅因陋就简，创造出窖池发酵新工艺，于是蒸馏酒出现了浓香酱香等新的香型。
    　山西的晋商更是运用三种方法，将白酒的精髓传播得更远。第一种方式是直接将山西杏花村生产的白酒向外地贩运；第二种方式是请山西杏花村酿酒师到全国各地，仿照白酒制法酿酒；第三种方式则是垄断全国烧酒大曲的生产和经营。今天，全国各地历史较久的白酒产地，往往是晋商云集之地，有很多地方名酒的前身，就是晋商开设或参与的酒坊。
    　顺理成章的，1915年，义泉泳生产的“老白白酒”就代表山西产品参展，并获得了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章。使得老白白酒誉驰中外、名震四海，成为享誉国际的世界名牌，为使这一殊荣永垂青史，义泉泳掌柜杨得龄特请汾阳籍文人申季庄撰写了《申明亭酒泉记》，详述始末，勒石立于杏花村古井旁。
    　白酒因此更加盛极一时。当时北平的前门大街、大栅栏、琉璃厂，天津的法租界，南京的中正街、市府路，以及上海、石家庄等地，都设有晋裕白酒的分公司或代销店，以山西根据地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石家庄为中心，白酒及其系列产品很快辐射到全国各地，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名酒。
清香味道质无暇
    　讨论白酒在1915年的获奖，最绕不开的是品质上的支撑。
    　作为中国清香型白酒的最重要代表，山西白酒的品质无可置疑，可以用“纯”和“净”来概括，这是由白酒独特的工艺所决定的。所谓“纯”，是指白酒生产的水纯、原料纯、工艺纯，生产出来的产品品质纯。不浓不艳，清香纯正；所谓“净”，是因为白酒采用“清蒸二次清、一清到底”的地缸发酵工艺。
    　这也符合清香型白酒的特点：清香纯正，醇甜柔和，自然谐调，余味爽净。著名作家梁衡曾表示：“原来我国的名酒有4个香型，即浓、酱、清、凤。杏花村白酒不求那浓那烈；只求这纯这真，属于清香型的典型代表。杏花村白酒如窈窕淑女，淡梳轻妆。”
    　白酒这种清香无暇的品质，是让它在1915年拿到巴拿马赛会最高奖的重要因素，另外两款在1915年获得甲等大奖文章来源华夏酒报章的高粱酒——河南宝丰和直隶（河北）衡水老白干，也同为清香型白酒。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白酒，白酒入口爽净、绵甜醇厚的口味最能代表中国白酒的味道，这为白酒刻上了独树一帜的特色标签，成为吸引国际消费者的有力武器。
    　美国驻华使馆商务专员沈岩曾考证，早在中国的元代，古汾州生产的“白酒”羊羔酒就远销欧洲，其酒瓶至今仍被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上世纪30年代，白酒、竹叶青酒大量出口东南亚、欧美地区并逐渐培育起了海外消费群体和市场。除了这些，白酒的口感与国际上伏特加等烈性酒口味、风格相似，且酒中的成份相对明晰，这无疑也为白酒奠定了国际化的基础。
    　近年来，少数中国清香型白酒能够在国际上斩获大奖，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对此，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兼白酒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马勇认为这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说是意料之外，是因为他没想到，在外国人占绝对话语权的国际大奖赛上，中国白酒竟可凭借过硬的品质脱颖而出。而谈到情理之中，则因为“清香型白酒向来备受西方人喜欢，无疑担当得起这种历史性的使命”。
    　中国白酒是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然而由于口味习惯、测评指标以及文化传统等三道屏障的阻碍，中国白酒始终没能进入西方主流市场，主要在国外华人范围内拥有一定销量。
    　“在中国众多白酒中，清香型白酒酒体纯正、醇和，感官上与伏特加最为接近，口味上也容易和世界蒸馏酒接轨，这是清香型白酒走出国门的优势和机遇。”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认为，它既代表了现代消费特点、符合国际酒度特征，又具备了国际烈性酒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