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流失海外，后被中国保利集团公司1998年于香港购回，现收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戎生编钟一组8件，通高51．7—21．1厘米不等，铸造工艺精湛保存完整；钟体上铸有长篇连读铭文，计153字。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它对周代历史及音乐史、青铜器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称誉它为“国之重器”。
著名历史学家、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研究员认为，戎生编钟的做器者为晋国大臣戎生，其铸造年代十分明确，应即晋昭侯六年（公元前740年）；该钟与北宋时著录的晋姜（晋文侯[的夫人）鼎关系密切，所铸铭文记述了“遣卤积与取金繁汤”———晋国派遣大批车队运输食盐前往繁汤（今安徽省临泉县鲖城镇南。据《左传》杜预注，繁阳在鲖阳南。鲖阳即今鲖城镇）铜料这一历史事件。李学勤先生指出，以往学者曾认为，遣卤积与征繁汤为两件事，其中后者为一次征伐，通过戎生编钟的铭文可知它们其实是一件事。这一史实的考定，对科技史、经济史的研究都很重要。
著名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家浩等学者则认为，戎生编钟应属西周中期懿王时的遗物，年代要较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著名的晋侯苏编钟为早。西周晚期的编钟多一组3件，而戎生编钟一组8件，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组8件青铜编钟。铭文中出现了“穆天子”一词，前所未见，将穆天子一词的出现时间从原知的晋代提前了1000多年；铭文中关于从“繁汤”（今安徽铜陵一带）获取铜记述，亦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者，对探讨铜陵一带古铜矿的开采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王子初研究员在对戎生编钟进行音乐学鉴定和研究后指出，这套编钟在当年经过调音，当属实用乐器，它所采用的调音锉磨手法，是目前首次见到的编钟调音类型，体现了西周甬钟“挖隧”的调音方法向春秋初期纽钟的调音方法的过渡阶段，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王子初先生通过对编钟的形制、内腔结构、调音锉磨手法和内唇的情形判断，这套编钟应为西周、春秋之际的遗物。他说，这一阶段的编钟存世很少，如此时代鲜明、有长篇铭文、保存完整的成套编甬钟是目前所知惟一标本，在历史学、考古、音乐学研究上均具有典型意义。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
1号钟高51.8厘米，铣间30.4厘米，重15.4千克
2号钟高49.8厘米，铣间28.9厘米，重15.4千克
3号钟高45.6厘米，铣间27.5厘米，重12.7千克
4号钟高41.1厘米，铣间24.6厘米，重11.1千克
5号钟高31.7厘米，铣间17.9厘米，重6.1千克
6号钟高28.5厘米，铣间15.6厘米，重4.3千克
7号钟高22.7厘米，铣间11.7厘米，重2.2千克
8号钟高21.4厘米，铣间10.2厘米，重2.2千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