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琦 汉庭连锁酒店董事长

 他们与美国企业家同名不同宗，他们出身何处?去往哪里?有何光荣、骄傲与恐惧?在社会与公众对他们时而追捧、时而棒喝的摇摆之间，他们渴望尘归尘、土归土，让一切回归本分与原点。

      汉庭董事长季琦是80年代的大学生，承认自己心底仍有那个年代留下的理想情结，但不认为这跟他当下的商业有什么关系，不举产业报国或使命大旗。“创业之初，我希望挣钱，我希望改善生活，我希望有自己的生意。都是很近的理想，一步步慢慢做，每上一个台阶看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再为了那个目标再努力，努力完了再往前看。”季琦们对创始企业的控制欲要淡许多。1999年，季琦从美国回国，与梁建章、沈南鹏、范敏创建携程网;2002年，在携程发展正顺时从携程抽身而出，创办如家连锁酒店;2005年，又转而创办汉庭连锁酒店。同年组建力山投资公司，在商业地产上寻找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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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的企业家从一开始就不是靠这个(体制)来起家、吃饭的，我们都是靠风险投资，靠市场本身了，我们没有必要跟政府寻租，我基本上不应酬，不会说为了看你哪个官员的脸色吃一个饭，不需要。”

      但头20年“要么在体制待过，要么受过体制创伤”(阎焱语)那拨人的气质与基因，仍在相当程度上把持着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气质与基因。为什么?阎焱说，“中国企业目前基本上还是第一代创业者(编者注：阎焱这里指的是“创始人一代”，比如柳传志和李彦宏均属“第一代”)在主掌企业，这一代人是不可改变的，只有当他们死亡他们的特征才能消灭，第二代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特征，我觉得从理论上说应该会。我是进化论的信仰者。”

不安全感与对权力的依附

      进出过多家民企的向宏自谓是民营圈里的“介入式旁观者”、“失败者”。见识过多家民企烈火烹油花团锦簇继而又风云流散，他对90年代中期以前创业的那批民企的基因体格表示悲观。“这群人是有缺失的一群人。要么是道德缺失，要么是能力缺失，总是有问题。也许因为我是失败者，所以看问题可能更悲观一些或者说更苛刻一些，这群人首先不可爱，更不可敬，只能远观而不能近看。”他用他的逻辑解释：“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所有特定环境制度下的企业家们只能拥有病态的人格背景，否则他就做不起来。他们早期的发家，都是在企业伦理关系错乱甚至反动的背景下，因为自觉或者不自觉把握住这个社会某个主旋律，就做起来了。什么主旋律?就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关系，哪一单交易对了，把权力出卖给他的人侥幸没有出问题，于是他就修成正果了。”

      季琦说：“我的生活跟平民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我的车不是奔驰宝马;我住的房子是公寓房不是别墅;我是坐头等舱，但是是为了出行效率更高，比如赶早班飞机能有更多时间休息，再说现在头等舱也不是什么奢侈的东西。”事实上，季琦坐头等舱需要他个人掏比经济舱多出来的钱。“公司为我提供头等舱不过分，但我觉得我一个做经济型酒店的董事长，不应该这么做。”据他说，在汉庭，任何人要坐头等舱都需ceo特批。

      季琦在新浪开有博客，更新频率还挺高，写的内容从商业到社会都有关心。但他同时又强调企业和企业家的独善其身。“我的博客可能也就几千人看，如果这些人能够改变想法我觉得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我觉得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把自己事情做好是我们企业家应该做的，如果过多去指点江山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更年轻的创业者李舸正是汉庭的客户，“我出差住汉庭，自己出去玩也住汉庭。我觉得在酒店就是一夜睡六个小时的觉，要花八百多块钱住四五星级饭店没必要。把钱花在易耗的消费品上是种浪费。”他第一次创业成功后，住的是毛坯房，买车用按揭。

      “我的财富观就是日子过得很舒服就够了，如果只是赚钱我没有这么大的工作动力。我希望名利双收，主要是希望通过创造财富被认同，不能被认同和赞赏的话，这个钱的意义就不大了。”

      王功权在投资中接触到的最年轻的创业者是19岁。他觉得如果一定要找出新生代创业者与老两代企业家的区别，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对于自己“社会责任”的理解。

      “受毛泽东时代影响的企业家过多的考虑企业行为跟全社会的关系，以及企业所承载的社会使命。19岁的年轻创业者不太想这些，他们考虑就是我企业本身的成长和个人的事业前途。他会把自己的事业和志向变得很具体，而不去考虑企业对整个社会的改造。我不认为这表明新生代没有社会责任感了，我认为这是他们定位更清晰、更理性，不会把企业功能赋予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王功权说。

      “(在此之前)，很多企业家试图为解决社会问题、改造社会做一些工作，这种愿望和冲动现在还看不出衰减的态势。”王功权是对这种心态与现象坚决的反对者，“我支持企业家个人去做公益、参与社会改造，坚决反对企业来做。企业第一位的事，是要给股东、给员工最好的回报。”同为投资人的阎焱也是此类观点的拥护者：“商业就是非常简单的事，不要把很多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强加到上面，中国现在经常把政治概念与经济概念混淆、把经济概念与社会概念混淆。”

      柳传志是老一辈，但熟悉柳传志的人都知道，他是“企业本位”坚定的信奉者。“改革肯定要和一些不公正行为做斗争，但你如果为这么一点斗争牺牲?我的任务是把我的企业做好，通过把企业做好来表现出改革开放的实质内容，(斗争)那不是我的事。这么一想我也安慰了我自己，也觉得我人依然正直善良。”

      季琦说，“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是在1980年代的大学里形成的，那些理想主义的东西我想一辈子可能都难以改变和放弃，但是那个理想主义已经藏到心灵最后面去了，也许一有机会就爆发，但我们当下的考虑往往是功利和实际的。”“中国企业家离‘慈善’的境界还很远，无论是财富还是心境。我对慈善的理解就是：独善其身。”

      戴志康今年46岁，鲍杰军今年48岁，季琦今年44岁，再过一个25年—2035年时，他们各自的想法、处境与诉求，较今天的他们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届时的中国、中国商业与中国企业家阶层，又呈现为什么样的性状特征?

      采访中，企业家们纷纷表示相信“命运”弄人、造化弄人。

你们创业的时候很少看80年代创业那拨人是怎么做的吗?

季琦：很少。

因为无可借鉴?

季琦：不是说不可借鉴，我觉得我们跟他们一定是不一样的。生长周期和环境不一样。老企业家要知道怎么跟政府斡旋，我们关键是知道客户想什么，甚至投资人想什么，可能更多是这个东西。我们没有老企业家的人事关系处理技巧与能力，我觉得他们也不见得有我们对市场的把握能力。每个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故事，没有高和低之分。

有人说这几年来改革有所倒退。你对此有同感吗?

季琦：政府跟企业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小平同志以前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政府想有所规范，或左、或右，哪个状态对这个国家最好，它会慢慢调整。我觉得是正常的。我新加坡去的比较多，新加坡政府比中国政府还要强，所以说我觉得少点争论，多做点实事吧。

对于中国社会，无论从企业家的角度或者什么角度，你觉得过去30年最缺失的一课是什么?

季琦：公平。包括收入的公平、商业环境的公平。我要问什么人被低估，我觉得有两个。一个就是农民工，第二个就是白领，中国的白领也是蛮可怜的。能不能让他们过得从容一些，不要再这么挣扎?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政府应该做点什么。

你觉得企业家这个群体的价值是被高估了吗?

季琦：价值没有被高估，但是我觉得被过度传播，过度宣扬。企业家是非常宝贵的资产，没有这些人创业、奋斗，我觉得中国就不会形成一个个良性细胞。我们企业家不是太多是太少。但是这群人我觉得被社会、被媒体、被公众神话，崇拜，很多人自以为自己不得了，这个我觉得过了。

(本文来源：中国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