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证据立法的研讨很热烈，各方面都很关注，立法机关、律师界、学术界、司法界都寄希望在立法当中解决这些问题。从多次讨论的情况来看，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1.关于沉默权问题。可以说，沉默权制度是防止刑讯逼供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被告享有沉默权，口供的作用就并不十分重要，自然会减少刑讯逼供的驱动力，这会从根本上削弱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念。事实上，沉默权制度与坦白从宽的政策并不矛盾，因为保持沉默是一种权利而并非义务，所不同的只是抗拒并不从严。
2.关于明确控方对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问题。这是防止刑讯逼供的另一个途径。在国外，关于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都是在控方，只要被告和律师提出了问题，控方要证明没有刑讯逼供。为什么?因为你要被告举证是不可能的，他处在特殊的环境中，无法举证。在法庭上，我们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当被告提出有刑讯逼供问题时，控方就要被告举证，多数情况下，法庭也无可奈何。所以，应当在立法中把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明确规定给控方。
3.关于侦查机关讯问被告时应有律师在场的问题。在国外，警察讯问时必须有律师在场，而律师会见时警察却不在场，即使需要在场，也是只能看见而不能听见谈话。在我国目前却恰恰相反。研讨中对这个问题的呼声也比较强烈，如能得以解决，对于防止刑讯逼供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4.关于证人出庭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多年来，我们常常是依据不出庭证人的证言定罪，这种做法很不科学，因为背靠背的证言不能接受质证，可靠性与准确性难以保证。“文革”期间凭一些外调材料整人，出现了一大批冤案，这种教训很可以说明问题。国外的法庭上基本上拒绝证人证言，将证人证言统统视为传闻证据，要求证人必须出庭。因为不出庭证人证言的取证过程、具体背景很难说清楚，而证人一旦出庭作证，在质证中就会暴露出问题。如果能解决证人出庭的问题，可能会防止很多错案的发生。
5.关于庭前证据展示问题。关于证据展示问题已经讨论过多次，最高检、司法部和全国律协都起草过初步方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展示的地点和方式;另一个是控辩双方应否对等展示。检察机关坚持对等展示，我们则坚持不能搞对等展示。理由有两点:一是在诉讼原理上，不应当对等展示，因为在刑事诉讼当中，举证责任在控方，不是辩方。在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是对等展示，都是控方向辩方无保留的展示，而辩方向控方只作有限的展示，例如被告不在现场的证据，防卫、避险的证据，不足法定责任年龄的证据等，除法律列明的几项证据辩方要向控方展示外，其他可以不予展示。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原则。二是如果搞对等展示，律师会面临一些新的陷阱。辩方的证人证言和一些相关证据向控方出示以后，控方客观上有条件控制证人，也可能迫使证人改变证言，并可能以此而无端追究律师妨害作证罪的责任。我们应当推动这个制度尽快实施，但是原则问题必须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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